在中國第三大移動手機屏生產商瑞必達公司，長長的圍墻后面，數百臺機器在運轉。一排排玻璃出現在這些充滿指示燈和電線的大型立方體上。經過裁剪后的玻璃部件先經過8小時處理，然后再使其變得符合不同品牌智能手機的標準。
在中國據法國《世界報》9月2日報道，這家工廠里有900臺機器，一臺機器8小時可生產400個手機屏。過去，每臺機器需要一名員工。而自從安裝了特別先進的機器人以來，一名技術工人如今可監管18臺機器。結果是，剪切手機屏、確保搬運和維護所必需的人員不足百人。瑞必達高管李景軍（音）肯定地說，用人是3年前的1/10。
這家位于東莞的工廠提前實現自動化得到了廣東省高達15%的資金資助。該援助屬于“機器換人”計劃范圍。
報道稱，2014年，中國呼吁“機器人革命”，這既可讓國家產業升級，同時還可應對已經顯示出來的勞動力短缺。因為2015年底已經被放棄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適齡勞動人口從2010年起開始減少。李景軍還自豪地說，“我們已在4.0工廠生產，也就是沒有一個工人”。
TCL電視機生產商或許已經有了這些“黑工廠”中的一家，之所以有如此綽號，是因為沒有工人，甚至都不再需要開燈了
瑞必達公司及其只有幾名員工在數百臺機器中“閑逛”的工廠象征著東莞成功的經濟過渡。其他一些中國電子行業的大企業（如分別在全球智能手機銷售中名列第三、四、五位的華為、Oppo、Vivo智能手機的制造商）也都在東莞。
不管怎樣，這個城市主要以其低端產品工廠出名，是在大都市深圳的陰影下發展起來，因為后者是大企業總部的所在地。東莞擁有800萬居民，大部分是棲身于宿舍的農民工。然而，近10年中國平均工資上漲兩倍讓東莞基于眾多廉價勞動力的經濟模式成了問題。許多企業已經遷到內陸省份或將工廠遷往東南亞其他國家如越南或孟加拉國。
東莞難以讓自己從這樣一種新形勢中重新振作起來。在距市中心半個小時路程的橫瀝新工業園區，雜草叢生直逼公路。迎接來訪者的是一些“出租工業廠房”。
鑫達公司是一家玩具企業，曾在2012年生產倫敦奧運會吉祥物玩偶，用工最多時達到萬人。當它在2016年5月關閉時，依然還留下千名員工。他們都失去了工作，并且被拖欠了數月的工資和社保。
在今年夏日的某個下午，鑫達公司周圍的街道空空如也。一家鋼條廠的幾名工人傍晚蹲在那里打牌。來自安徽的40來歲的李陽說，“廠區都空了。我們還有工作，但不知道能持續多久”。
不遠處，開在工人住房旁的一家食品雜貨店的老板娘在懷念逝去的好時光。她嘆息地說，“過去總是忙個不停。可現在，宿舍幾乎都空了。工廠關閉，民工都回家了”。
報道稱，為了阻止企業外流，承擔中國出口1/4的廣東省2月份宣布凍結最低工資標準兩年。然而，這一措施有可能加速讓國家陷入中國當局恰好力圖避免的“中等收入”陷阱。這指的是什么呢？即一些經濟體在經歷高增長階段之后，眼看其增長穩定在一個不足以有望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
報道稱，為了從高處擺脫困境，中國想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支持創新。當局毫不猶豫地投入大筆資金來幫助企業著手這種過渡。
根據彭博新聞社援引的東莞市政府數據，該市2015年在廣東省現代化計劃的框架下用機器人取代了43684名工人，從而讓相關公司節省了10%的成本。同樣的方法可嘗試著推動創新，如東莞為數十個“創新基地”、“開發區”和其他新興企業提供資金。在這些園區，剛鋪好的柏油路旁有綠籬和自行車道。在松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大多數行人都30歲左右，他們將身著T恤喝著咖啡工作。而在種種外表的背后，由市政府出資的高樓大廈則顯得非常安靜。
在東莞市中心，一項私人計劃讓當地媒體感到自豪，因為楊公明（音）收購老舊紡織車間旨在將其改造成新興企業的天下。車間都被改造成一個個小房間并配上家具用來出租，每月租金為1000元。生產的不同品牌智能手機的標準。
楊公明解釋說，“房間的規模完全適合在此落戶的小企業。當一些大工廠關閉時，多數人都離開了，但也有一些有才能的人依然并且想要推出自己的計劃”。
